有钱有势的人总是很有耐性，他们愿意花上好几代人的功夫，从多方面去建立人脉关系。这样做的优点在于，这些人脉能紧紧盯住制度的弱点，让他们能特别快地利用规则的空子，从整个社会捞好处。但缺点是，万一最基本的关系垮了，那么说他们“三代人”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成了一个大笑话。
【泪与血】
清朝顺治十八年那会儿，在吴县的文庙里，一帮读书人正对着先贤的牌位诉苦呢。他们说的是吴县的县令任维初，这家伙乱收税，狠压榨，又贪又坏，把老百姓当鱼肉一样宰割，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儿。
哭文庙，是当地一种老百姓常用的抗议方式，书生们会跑到文庙里，向着“圣人”哭喊自己的苦衷，想以此指出社会的问题。这种做法在当地流传了好几代人。一般来说，只要官员们听说哪儿有人哭文庙了，都会特别上心，赶紧找那些参与者聊聊，听听他们有啥要求，并尽力去满足。
说实话，明朝中后期，江南的那些文人雅士啊，遇到事儿“哭”一招可灵了，差不多一“哭”，问题就解决大半了。
要是某件事情老是这样进行着，大家就会觉得它本该这样。虽然现在时代变了，朝代也换了，但吴县的那些读书人还是按老一套思路来办事。他们不知道，这回他们哭庙的做法，不但没帮上忙，反倒害了不少人性命。
吴郡那边有几个读书人跑到庙里大哭大闹之后，江宁的巡抚朱国治气坏了。他说这正好是顺治皇帝去世的时候，就以“不尊重皇帝”的罪名，把那些在庙里哭的读书人全关进了牢房。
那时候挺有名的金圣叹，被朱国治认为是主谋，他刚想开口解释，结果就被打了二十大板。
最后，金圣叹带领的十八个人，因为朱国治判定他们罪行严重，不分主次，都得砍头，所以在南京三山街被处决了。
这个由祭拜神庙引发，最后导致十八位读书人被杀头的大事件，在后来被人们叫做“神庙哭泣案”。
“哭庙案”和“奏销案”、“通海案”都是清朝初期江南地区非常有名的大案，后面两个案子的经过和“哭庙案”也大差不差。
“奏销案”事件说的是，江南一带的士绅们本想通过给各级官员塞钱来少交点朝廷催的粮税款。可没想到，清廷发话了，说是不管你是进士、举人还是秀才，只要欠了粮税款，功名就没了，而且欠的钱粮还得在规定时间内还清。不还的，直接押到京城治罪。这一来，上万士绅都丢了功名，为了补上欠的粮税款，有的还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通海事件”说的是郑成功率领海军打到长江边，有些江南的文化人和官员在背后支持他。但郑成功打输了撤退后，清朝政府就借口这些文化人和官员跟郑成功有勾结，开始大肆搜查和惩罚，只要是有点嫌疑的，能逮就逮，能杀就杀。结果，因为这事儿被冤枉杀掉的江南文化人和官员有一千多号人。
江南那三件大事有个共通之处：当地的文人富豪们老是小看事情的糟糕程度，结果一次次撞上了清朝政府的严厉打压。
行了，问题在这儿呢，你说江南那些有钱有势的文人，按理说都挺精明，咋就不明白现在已经换了个皇帝老子呢？
他们哪来的底气，觉得以前在明朝能成功的方法，到了清朝也肯定能行？
【举子与肥羊】
让江南的读书人心里有底，觉得在清朝也能像明朝那样通过科举考试来出人头地的是：科举制度。
清军进了关后，还是沿用了科举考试，考的内容跟明朝时差不多。几百年来，江南的读书人都靠着科举这条路一步步往上爬。科举对江南读书人来说，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清廷保留了科举，就等于给了他们继续上升的机会。所以，江南的读书人就觉得，清廷肯定得跟他们合作，一起管理国家。
要是清朝政府愿意联手，那所有的麻烦就都是自家人的事儿了。自家人的事儿嘛，说白了就是互相给好处。那些在江南地方上有头有脸的读书人家族，在明朝时就已经积攒了不少财富，这些财富就是他们跟清朝谈判的底气。反正只要科举考试还存在着，大局就稳得住，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江南还是他们那些人的江南，说不定这整个天下，迟早也还得回到他们手上。
不过，实际情况和江南那些士绅们想的不太一样，“哭庙案”里，他们在文庙里哭天喊地，说县令任维初：乱收费，贪钱财，欺负老百姓，简直就是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说“他像禽兽一样”只是个人的看法，不能算作任维初确切的罪名。而说到“任意欺压百姓”，那些士绅们总是擅自代表所有老百姓发声，这是他们在争夺话语权时的老手段了，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但江南的士绅们指责任维初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
不只是任维初，就连他的顶头上司，那个下令斩杀了十八名江南士绅子弟的江宁巡抚朱国治，也因为到任后对士绅们剥削得厉害，被人起了个外号叫“朱白地”。
江南的老百姓讲，朱国治、任维初这些人八成是往自己腰包里捞了不少好处，这事估计不假。
朱国治、任维初等人的行为挺像西汉时的“严官”，这些严官的任务就是对付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中间有的清正廉洁，但多数人手脚不太干净。说到用严官的高手，汉武帝可是个中翘楚，他外表推崇儒家，内心却用法家那一套，对人性了解得透透的。对于严官，汉武帝只看能力，不看品德，只要你能从那些大户人家手里捞到钱，自己留点油水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光是默许，简直就是变相支持。
朱国治嘛，就是从北边来的个小官员，任维初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县城的头儿。可江南这块宝地，富得流油，是全国最有钱的地儿了。要说朱国治他们几个仅凭自己的力量，那是绝对不可能搞出这么大阵仗，牵扯进这么多人的。
所以，说白了，朱国治他们一来就是有目的、有任务的。
现在国家还没完全安稳下来，清朝政府到处都需要花钱，而江南是最有钱的地方，所以从江南这里筹集资金，无疑是最划算的选择。
清朝政府眼里只有钱，朱国治他们到江南来的头等大事就是捞钱。至于他们搜刮来的粮食钱财，有没有偷偷装进自己口袋，这事儿压根没人关心。
可怜的江南读书人们傻乎乎地想着，只要科举考试还在，他们就仍然是“当官的圈子”里的人，能和满清的贵族大佬们一起管理国家。但从清朝初期江南发生的三件大事来看，满清的统治者好像并没把江南读书人们当成平等的伙伴，而是把他们当成了：待宰的肥羊。
朱国治这些清朝的官员们，对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和有钱人家催钱催粮催得太狠，手段又严厉，还扯上了好多人，这都过了头。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些读书人的子弟，为了凑钱交税，不得不去借高利贷的情况了。
朱国治他们采取了过头的“强硬手段”，主要是想达到两个效果。一来是想吓吓江南的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让他们不光这次得老实交钱，以后也得服服帖帖地交钱。二来呢，清廷就是想削弱江南这些有钱人的势力。你们不就是我们的钱袋子嘛，还爱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用最直接的办法，把你们辛苦建立的关系网给拆掉，毕竟死人可没法再拉帮结派，也搞不出什么花样来了。
江南的那些有钱有势的大佬们的打算，在现实里闹了个大笑话。这事儿到底是怎么搞砸的呢？还得回头说说那个哭庙的事件。
【天下之网】
聊聊哭庙案这事儿，前面说过，在江南地区，去文庙哭诉已经是个快有上百年历史的习惯了。按照明朝的老规矩，只要那些读书人家的孩子们在文庙里一掉眼泪，当地的官员就得赶紧出面，听听学生们有啥要求，然后想办法给解决了。
那么咱们得琢磨琢磨，明朝的那些地方官员心里头到底在打啥鼓呢？
他们显然不是怕哭，毕竟这世上哭的人多了去了，也没见哪个地方官这么上心。要说哭的地方是文庙，确实有点特别，但全国到处都有文庙，也不该让地方官这么大惊小怪。关键是，哭庙这个习俗只在江南这边流行。
在哭庙这件事里，明朝的地方官其实最怕的是那些参与的人。哭不哭的不打紧，在文庙里哭也不是啥大事，可关键是，哭的人都是江南的有头有脸的士绅，这才真让人头疼。
安史之乱过后，咱们中华大地的经济重心往南走了，像女真族壮大、蒙古人南下这些大事儿，打得最凶的地方都在北边，江南那边呢，经济和日子倒是照过不误，没怎么受影响。
从北宋时候起，江南这边私人办学和家庭教育的风气就逐渐热了起来。这样一来，跟老是打仗的北方比起来，江南在教育上就占了大便宜。
明朝成立后，江南的有钱人家把很多钱花在教育上，这让他们的教育水平更上一层楼，还借着科举考试这条路，一步步往权力中心靠。
江南这地儿教育资源挺丰富，考科举当官本来就比别人有优势。等进了官场，他们家里的钱财又让这些书香门第的子弟们升官更快，像是走了捷径一样。
来自江南有钱有势家庭的官员们互相帮助，织成了一张靠钱和权铺路的大关系网。家境贫寒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家族背景支撑，要想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就得去巴结这些江南的富豪权贵。
江南的有钱人家有很多方法拉关系，比如靠亲戚、亲家、老乡，还有一起考过试的伙伴等。当然，出身贫寒的考生也有这些关系，但俗话说得好，“穷人住在闹市也无人搭理，富人住在深山也有人来攀亲”。有了钱的帮忙，江南的有钱人家就能把这些关系用得更好。
时间长了，整个国家都像被江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用一张大网给罩住了。
现在咱们大概能搞懂为啥江南的官员们那么怕士绅家的孩子们在庙里哭闹了。这些孩子背后是一张复杂得吓人的关系网，他们个个都有大能耐，这能耐是真的大，因为江南的士绅们已经掌握了朝廷里的一大半位置。而且，这些在京做官的江南士绅都很乐意关注老家的事情。江南那边的事儿，有太多方法能直接传到皇上耳朵里。在这一传十、十传百的过程中，事情的真面目往往会变成江南士绅们想让皇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在文庙里，那些士绅家的孩子们哭着诉说，他们的话其实说出了江南大多数士绅心里最想要的。要是哪个当官的还想在大明朝继续混下去，就得想办法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
当江南的绅士们眼泪汪汪时，当地的官员们就得提心吊胆了，不然下一个抹眼泪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这算是明朝晚期的一个怪现象，听起来荒唐，但事实就是如此。
【谁主沉浮】
行了，咱们现在来瞧瞧，清朝时期江南那些文人雅士的想法到底哪儿出了差错。
从上面的内容，咱们已经搞明白了为啥江南的那些士绅们会那么霸道：
首先，因为他们有钱又受过好教育，所以只要科举制度还在，他们就能利用这个机会往上爬，这个情况到了清朝还是一样。
第二，他们花了好些年，精心布局，打造了一个能管住整个权力网络的庞大体系，但这种情况到了清朝就大大改变了。
努尔哈赤刚开始时，就凭着十三副铠甲拉起队伍，一路上遇到了好多困难和挑战。对他来说，最难的是他手里的底牌——建州女真，人少经济还差。要是想让这股力量壮大起来，就得想办法让别的族人加进来一起干。
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努尔哈赤终于想出了一条团结各族人的办法，那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提起的八旗制度。
别只把八旗制度当成单纯的军事组织，它其实既管生产也管打仗。要说它的最大亮点，可能还不是打仗有多厉害，而是能把各路能人异士都拉进来，变成自家的一份子。
到了明朝晚期，江南一带的有钱有势的书生们，几乎把大权都抓在了自己手里，朱明王朝的皇上呢，就成了个没人支持、挺孤单的头儿。
但清朝的皇上可不一样，他领着一群能打善战、纪律严明的八旗兵打进了关内。
说白了，明朝的皇上手里没现成的人马，就算他们不乐意，也只能靠江南那些有学问的大老爷帮忙；可清朝的皇上就不一样了，人家自己有套班子，还特别管用。
清朝打进关里，统治全国后，朝廷里地位最高的贵族肯定是八旗大佬。不过，因为国家从打仗为主变成了守江山，清朝也开始用一些文人来帮忙治国。江南那边的文化人，因为经验丰富，正好能帮清朝这个忙。
不过得提醒一下，既然满清政权已经有了自己的团队，你们这些江南的读书人，就只能以谦卑的服务者角色，加入到这个新朝廷里头了。
在燕双鹰的那些超火剧里，燕大哥说过一句很酷的话：这世上，好人能活，坏人也能活，唯独那些太笨的人，活不下去。
那些不明白自己处境的人，咱们通常说他们有点儿糊涂。
清军往南边打过来后，江南那些有钱有势的文人官员，一边不敢真的和清军拼命，另一边呢，跟南明政府的关系也是模棱两可，他们总想着两边都能讨好。
但要下注总得有点资本吧，现在江南的那些有钱人家，他们手里还有啥资本呢？就剩钱了。
江南那些以东林党为主的大老爷们，花了一百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权势关系，在朱明王朝垮台后就没了。满清自己有套人马，要是你们识趣，或许还能给他们打下手，但要是不知好歹，那就得瞧瞧满清的刀子利不利了。
说到钱这事儿，其实有个硬道理：要是哪个组织手里的钱比他们能用的武力强太多，那钱不光不是好事儿，反而可能惹来大麻烦。
明朝时，明军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其实是被文官体系给管住了。江南的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通过掌控文官系统，暗暗地牵动着明军的动向。他们能一直保有顶尖财富，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背后能间接摆布这个国家的最强暴力工具。
到了清朝，事情有了大不同，国家最强的武力是八旗军队，但钱袋子却握在江南那些有钱有势的士绅手里。这种权力和财富不对称的情况，迟早会闹出乱子。就算江南士绅们安分守己，也可能因为“有钱就是错”的理儿被抢，更别提他们中还有人立场不坚定，两边倒呢。
财富和力量就像亲兄弟，得一起配合才能威力大增。没了权势，也就是没了力量保护的财富，根本没法拿来谈条件。毕竟，人家根本不在乎你那点钱，把你干掉了，钱还是人家的。
“哭庙风波”、“通海事件”和“奏销案”这三件大事，就像是满清统治者给江南的文人们来了三次狠招。挨了这三次打击后，江南的文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了，现在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他们以前那种风光无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没错，江南的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觉得，他们跟清朝政府之间还能找到一起共事的机会，而且他们也确实能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不过呢，这些都得慢慢来，急不得。
他们辛苦建起的权力关系网已经消失了，现在啥都得从头来过。从长远来看，那些在经济和教育上占上风的江南有钱人，最终还是会变成这个国家的掌权大佬。不过，到时候到底是哪些江南有钱人能爬上权力的顶峰，那就难讲了。
三大事件过后，江南的士大夫们就像是被打断了脊梁的狗，只能无奈地成为满清政权的提款机和牺牲品。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没完没了，他们得慢慢熬，用无尽的耐心和时间来一点点地找回失去的权力地位。
可历史时常充满了奇妙，就像美国那边有只蝴蝶轻轻挥动了翅膀，说不定就能在南美洲掀起一场大海浪呢。
江南的那些士绅们，跌到了最低谷，做梦都想不到，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候，是吴三桂这个人物出手相助，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配资市场最简单三个步骤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