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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九九七年一女子携00001号烈属证进入北京,邓小平亲自接见

1977年某天，一位女士带着编号为00001的烈属证来到北京。消息传开后，她得以亲见邓小平，邓夫人卓琳也为她准备了丰盛的饭菜。这张00001号的烈属证，曾由毛主席亲笔签名，是新中国第一张烈属证明，可上面写着的丛德滋，几乎无人知晓。到底他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吧~

烈属证上的亲生父亲其实就是丛德滋。

说起丛德滋的故事，就得从1951年12月那天说起。那天中午，高锦明放学回家吃饭，远远一看，家附近变得热闹非凡，院子被围个水泄不通，很多人在敲锣打鼓，一家人还在热情地招呼邻居们。

这让高锦明觉得挺奇怪的，因为他们一家刚搬到兰州市沃庄文化造纸厂的家属院，跟邻居们都不太熟，更别说平时有什么来往了。这突然热闹起来，让她有点搞不清状况。刚走进院子还在琢磨发生了啥事，就注意到自家大门右边多了一块写着“革命烈属”的牌子。

一进去屋子里，父亲高克明正忙着把一个玻璃镜框挂到墙上。高锦明凑过去想看清楚上面写了啥，不过因为那些字是繁体字，里面很多字她当时还不认识。她只知道那是一份发给革命牺牲人员家属的纪念证，但最重要的名字她认得也很少。她搞不明白自己家跟革命烈士到底有什么关系，突然家里出现这份证件，让她觉得挺纳闷的。

到了中午吃完饭，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吃完饭以后，高锦明被父亲叫到屋里。父亲跟她说，自己其实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真正的父亲叫丛德滋，在解放前被特务害死了，是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今天来的人是送来他的烈属证，从此以后，她和弟弟也可以用原来的名字了。她的名字叫丛丹，弟弟叫丛甘，那两个名字也是丛德滋生前起的。

这个消息让年纪小的小丛丹一下子挺难接受，整整一个下午在学校都没办法集中精神。到晚上回到家，她悄悄跑到母亲王竹青跟前，把父亲早上说的话再讲了一遍，希望能从妈妈这儿听到个明确的答复。母亲则跟她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在解放前就被敌人害死了，让她不要太在意，好好学习，将来什么都能知道。

仔细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丛丹渐渐发现，很多细节都能透露出她的身世。比如，她以前的名字是高锦明，可家里一直叫她“小丹”，这个名字跟她本名完全不搭界。而且，她模糊记得自己小时候在陕西的时候，有一次房东家里有人去世，她还跟弟弟妹妹说过家里曾经死过人。这些细节，应该也是她很小的时候对父亲牺牲的印象。

从那天起，父亲高克明就带着丛丹和弟弟去派出所，把名字改回了丛丹和丛甘，虽然她也从父母那儿零星听到一些关于亲生父亲的事，但在她心里，这个亲生爸爸还像个谜一样。毕竟，这事儿关系到母亲再嫁的事，加上父亲一直对她很疼爱，所以她也没去多打听父亲的详细情况，一家人的日子依旧幸福，和以前一样平淡美好。

不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丛丹开始不得不去了解自己亲生父亲的情况。这是因为，那一代中国在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伍修权被栽赃为苏修特务，而他又是丛德滋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也牵扯到了丛丹和丛甘。当时，丛丹原本是一名教师，由于这事儿，她也失去了工作，被送到农村农场插队，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一块儿生活。

遇到变故的丛丹一开始当然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苏修特务，她也下定决心要弄个明白。经过好多年的努力，从各种渠道搜集资料，她终于拼凑出了父亲生前的全部经历。

那可是个满腔热血的东北小伙子呀。

丛德滋的老家在山东文登，他的祖父后来定居在丹东凤城。1910年的时候，丛德滋就在凤城出生了，那会儿东北地区还挺偏远，信息也比较闭塞，所以小时候他没怎么接触到新的思想。幸亏当时张学良成立了东北大学，到了1928年，丛德滋中学毕业后，就有幸成为东北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声炸响，整个东北区域都陷入了危机，正在念书的丛德滋也被迫和学校一块迁到了北平，继续他的学业。到1933年，他被引荐到东北军的指挥机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那会儿蒋介石对东北军挺不放心的，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抗日情绪高涨，为了避免东北军出现变故，他便安排东北军深入鄂豫皖地区，去剿灭红军。

由于水土不服，又连续遇到战败，东北军的士气一下子跌到了谷底，丛德滋对于蒋介石不抗日、反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的做法也挺不满。作为一名史地专业的学生，他在这个时候拿起笔，用文章表达自己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早在北平念书时，他就经常上街游行支持抗战，还写了不少标语，现在写文章也得心应手了。

大约在1935年前后，丛德滋在《小实报》和《东方快报》等一些偏向进步倾向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报道和评论，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内部的那些丑行。不过，这也让他惹上了国民党的注意。到1935年夏天，他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名义被捕。不过幸亏在张学良的帮忙下，像丛德滋这样的许多青年救亡志士都获得了释放。

丛德滋也因此得到了张学良的重视，被释放之后，他进入了西北剿总司令部工作，担任总部办公厅的秘书，负责一些重要的机要事务。当时的他还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但能受到张学良的器重，原因在于张学良无意中看到了他的日记，从里面看出了他的抱负和志向。

后来，张学良主动跟他聊起天来，觉得他挺正派的，也发现他在学问和思想方面都挺厉害的。正因为如此，他也赢得了张学良的信赖，得以进入了张学良的核心圈子，而这也为他日后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作用埋下了伏笔。

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主要讲述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西安发动了此次兵变。事变发生过程紧凑，双方局势紧张，最终成功迫使蒋介石退位，让国共两党实现了短暂的合作，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打开了局面。这次事件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剿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中共代表团也先行进驻，组成了联合办公厅。丛德滋则留在办公厅的宣传委员会继续操纵工作。那会儿，宣传委员会的主任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其实他还另有身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在西安事变那会儿，郭维城一直没有揭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虽说丛德滋那会儿还没正式加入中共，但他这个曾经有共党嫌疑的身份，却早就引起了郭维城的注意。在和丛德滋一块工作的时候，郭维城也弄清楚了丛德滋的为人和政治立场，两人合作得挺默契的。

西安事变一爆发，郭维城和丛德滋就联手掌控了西安的宣传机构。事变当天，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同志跟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把《西京日报》的社长给抓了，之后，丛德滋和关吉岗被郭维城派去接管了那家报社。

接管报社以后，还是有一些地下党员偷偷混进来，参与编辑工作。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决定放弃原来的《西京日报》这个名字，把报纸改成《解放日报》，而且当时报头还是丛德滋亲笔签的。

《解放日报》一出，便肩负起向外界宣传西安事变真相的责任。当时，这份报纸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头的人了解了西安事变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同时，丛德滋和他的伙伴们也在《解放日报》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各党派携手抗敌。这让报纸成了那段时间西北地区进步力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

郭维城回忆说，当时丛德滋担任《解放日报》主编时，完全是在我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干活的。每周的宣传计划都是由郭维城负责起草，然后再送到联合办公厅审查，有时候还会请周恩来亲自审阅。这样一来，丛德滋的不少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布置和指导的。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为了搞乱东北军，东北军被分散调去各地，《解放日报》也被迫停刊，张学良也被软禁起来了。这一切让丛德滋有点失望，心情变得很沉重，决定离开东北军。之后，他在全国各地走走停停，去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

在这期间，他通过别人介绍，结识了王竹青，两人逐渐相恋。随着“八一三”事变爆发，两人一块儿回到王竹青的老家山西汾阳，后来在那儿结了婚。在那个战火纷飞、乱成一锅粥的年代，二人在一座小山村过平静日子，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了，但王竹青很懂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他心里有大志，恐怕也不会一直待在这山村里生活。

王竹青的直觉没错，结婚没多久，丛德滋就悄然离开了，两个月后，王竹青被人接到兰州，这里丛德滋将迎来新的考验，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竟会成为他人生的终点站。

新闻社的领导人

王竹青不知道的是，丛德滋之所以会离开，原因是1937年时，他与驻扎在附近的八路军建立了联系，还结识了邓小平和杨立三。到年底时，他被派去山西以外的地方，路过西安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代表林伯渠介绍他到兰州去任职。

当时派丛德滋去兰州，主要是因为日本全面侵华后，很多人涌向西北，导致兰州的人口大幅增加。可是，兰州交通不太方便，教育水平也不高，所以得发动民众的救亡意识。丛德滋本身是个知识分子，之前也搞过宣传工作，他这个岗位挺合适。他到兰州，主要任务就是做抗日宣传，唤醒大家的爱国情绪。

来到兰州以后，丛德滋继续干他熟悉的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兰州成立了民众通讯社，他担任社长。这个通讯社规模不大，除了丛德滋以外，只有一名记者叫于千。不过，他们的产出还挺不错的，很多当地的报纸都用到了通讯社的稿子。稿子里详细描写了甘肃的工农群众生活的艰难，还报道了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各种活动。

渐渐地，丛德滋在兰州的名气逐步扩大，受到不少人认可，说他是个有才华的记者。可其实，他还藏着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我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救援被俘或失散的八路军战士。虽说那会儿还处在国共合作的阶段，但在八路军正式暴露身份进入公开办事处之前，他们的安全依旧得不到保障。所以，提前安排他们去个安全的中转站避难变得特别重要。民众通讯社，就是兰州众多秘密据点中的一个，丛德滋也多次帮助一些八路军战士顺利转移。

当时，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是谢觉哉，从他的日记里也能看出来，他和丛德滋之间的来往特别频繁。不只是在接应战士方面，丛德滋那会儿还曾经救过生活书店里的那些进步书。那个时候，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经常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宣传抗日的书籍，所以也招惹了国民党政府的忌恨。

1938年，西安的生活书店分店被查封。看到西安那边出事，离那地方不远的兰州也提前做了准备。在丛德滋的帮助下，他们借了一座窑洞，用来存放那些“违禁”的书。为了不让敌人察觉，丛德滋建议不要用人力车搬运，而是让专人手拿手提包，一点点多次转运。多亏了他的这些想法，兰州的生活书店才顺利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查。

杀身之祸

丛德滋除了在兰州担任民众通讯社社长之外，还积极接触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为了拉近关系，他主动提出让丛丹做曾扩情的干女儿。借此机会，丛德滋为自己谋取了一份新工作，就是成为曾扩情的秘书。他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个人前途，而是想用这个身份来掩人耳目，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情报渠道。

成了曾扩情的秘书以后，丛德滋的地下工作渐渐有了起色，但同时，危险也开始慢慢逼近他。除了担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外，曾扩情还有个特殊的身份——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复兴社正是军统的前身。早些时候，他一直暗中插在东北军里面，跟在张学良身边，所以他和丛德滋算得上是老熟人了。

前些日子，丛德滋在政训处工作的时光里，曾扩情可是他的上司呢，所以得知曾扩情来到兰州任职后，丛德滋立马主动去找他串门。见到面，曾扩情也挺高兴的。一听对方说想在自己手底下找个差事干干，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让丛德滋担任起自己的秘书来。

那会儿抗战局势陷入胶着，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势力也开始抬头。趁着这个机会，丛德滋用秘书的身份，搜集了不少关于第八战区的资料。同时，兰州那会儿还是苏联援华的基地，也是苏共和中共联系的站点，丛德滋就充当了联络人的角色。

另外，丛德滋还凭借自己的身份帮共产党把被国民党藏起来的野战炮找了回来。到了1938年秋天，苏联援华的野战炮就被国民党藏在兰州的姊妹沟里。丛德滋得知这个消息后，把情报递交给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揭露了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那年秋天，他还提出了加入党的念头，经过组织长时间的观察，最后获准入党。这个手续由当时负责此事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第二任处长伍修权办理。

那会儿，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丛德滋是党的党员，像谢觉哉、伍修权这些人很少一部分。也多亏这样，他以民众通讯社社长的身份，安全地混迹了三年。不过，最后敌人还是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1942年1月20日那天，正是小年，也是王竹青的生日，丛德滋在家里陪着妻子和女儿，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傍晚时分，王竹青还没做完晚饭，就有人送来了请柬，说曾扩情邀请丛德滋参加宴会。一切看上去都挺正常，丛德滋也跟着对方出了门，可在出门前，他压低声音告诉王竹青，要是晚上八点还没回来，那就说明他被抓了，叫她保持镇定。

那年一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掀起了反共的高潮。短时间内，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附近出现了不少特务暗哨，但因当时还在国共合作的时期，国民党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我党人员，只不过暗中监视着。那段时间，我党的地下组织成了国民党的重点打击对象，这会儿突然有人邀请，丛德滋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妙。

果不其然，丛德滋一去赴宴就被国民党逮捕了。实际上，早在之前，他在西安事变里的表现就引起了国民党的关注。后来他们发现他跟共产党关系很密切，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在从事共产党的事，甚至根本不清楚他还是个特殊党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丛德滋在狱中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关押他的牢房条件非常糟糕，而且每隔两三天就要审问他一次，有时候只审几小时，最长也会达一天。因为他在审讯中“拒绝配合”，还会被关到“小号”里，丛德滋身高一米八，被关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时间长了，他的身体也逐渐被拖垮。